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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以来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

时间:2018-07-27 12:52 来源:未知 作者:jige188 阅读:
  贫穷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但集体贫穷的症状,却在我们周围四处可见。残破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工厂,倒塌的桥梁,破败的学校;失业的,工资不足的,没有保险的。
  
  2005年,美国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1.2%。比较而言,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挣得的工资和福利,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一个普通雇员的66倍。今天,沃尔玛总裁的收入是沃尔玛普通雇员工资的900倍。事实上,沃尔玛家族那一年的收入,据估计相当于美国40%最下层人口的总收入。
  
  就收入、财富、保健、教育和生活的机会来说,英国现在也比几十年前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孩子比欧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1973年以来,拿回家的薪水之间的差距,在英国也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更大。1977年至2007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要么是在薪阶的最高端,要么是在薪阶的最低端。
  
  这造成的后果很明显,代际流动崩溃了。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很难指望英国和美国的儿童的生活环境能有所改善,穷人继续穷下去。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候——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失去他们本来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变成经济所不需要的赘余。焦虑和压力,疾病和早逝,经常接踵而至。
  
  即使在单个国家之内,不平等也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国,健康和长寿与一个人收入密切挂钩。富人区的居民能活得更久、更健康。住在美国经济不发达州的年轻妇女,和居住在经济发达州的同龄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在十几岁时就怀孕,她们的婴儿存活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样,一个贫民窟里的孩子,也比那些父母有固定的中等收入、住在富人区的孩子高中辍学的可能性更大。学校里,穷人的孩子的表现相对较差,成绩也较低,得到的就业机会也不那么充分,收入不那么高。
  
  富有的少数人和贫穷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这个论断似乎在富国和穷国都是正确的。关键不是一个国家有多富裕,而是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平等。因此,按人均收入或GDP来算,瑞典和芬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国家,富有和贫穷的国民的差距却不大,国民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领先。与此相反,美国尽管有巨大的财富总额,在这些指标上却总是得分很低。
  
  2007年2月,我病倒了。医生在我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两天后又在我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医生当时认为,我活不过3个月。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和我的家人都懵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癌症患者的恐惧和绝望。
  
  靠着妻子的搀扶,我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就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开始了慕名投医的漫漫路程。
  
  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又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我们终于获得机会面见这位专家。尽管是个“特需门诊”,却没有谁来给我们约定一个准确时间,所以还要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3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见到“主任”。
  
  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胶片上。我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这种感觉很快影响了我的心情,让我疑惑。我能理解由于病人太多,所以医生只能让病人排很长时间的队,看很短时间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医生因为见多不怪而产生的不耐烦和冷漠,但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只知道那些仪器、胶片和检查报告,而完全不顾及病人的身体症状;德高望重的医生门下理应高徒满座,他们利用临床病例来教导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很难想象,他们既然已经与病人“特约”自己的时间,并且为此收费,竟又不肯把时间专用在病人身上。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以及一篇演讲、一个“?”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我们沮丧地发现还是在原来的起点上踏步,既不能确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把家里的账单、存折、信用卡全都找了出来,半睁半闭着眼睛把密码一一写在纸上,收拾停当。老婆一向不问家里钱财,也不知道我究竟挣了多少钱,又放在什么
  
  地方,所以我想,如果我走了,得让她能够找到。
  
  做完这些以后心里稍感轻松,感觉自己今生已经了无牵挂。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没有用更多时间和他们母子二人待在一起。结婚25年来,我们一直聚少离多,可我竟从未把这当一回事。人总是不在乎自己拥有的东西,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
  
  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周良辅教授建议我再对脑部做一次核磁共振扫描,但是必须加上“波谱”。他解释说,这是国外的一项新技术,有助于确认颅内肿物的性质,甚至还能更准确判断它与肺部病灶是否有关。
  
  波谱扫描的检查报告至少还要等上3天,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当大夫的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
  
  国外的专家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看到的只是我寄去的全部脑部胶片,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查阅。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诊断,他们极力建议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要请最好的医生。
  
  妹妹当即决定从布鲁塞尔赶回北京。到北京后,她直接去医院,拿到波谱扫描胶片,又到京城最大的书店,买来专门论述波谱扫描技术的书。一个上午的求医经历让她失望,现在她决定依靠自己。整个下午和晚上,她都在阅读这本书。书比砖头还厚,很难读,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胶片一一展开,摊在床上,仔细比照,结果发现,这项检查还真的有助于判断颅内病灶的性质,跟周良辅教授说的一样。
  
  “所有的征兆都显示,良性的可能性大。”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相信谁呢?”妻子问我。
  
  “当然相信我妹妹。”我回答。
  
  “你不会是只想听好话吧?”妻子再问。
  
  “不!”我说。
  
  我接着述说我的理由:我不懂医,但我了解妹妹。她在脑神经医学领域里不是行家,但她是糖尿病方面的专家。最重要的,她是一个肯接受新事物和善于学习的人。过去20多年,她以治学严谨和对糖尿病卓有成效的治疗获得了同行尊重。在这件事上她投入的不仅是智慧和专业学识,还有感情和责任心。那些专家只不过投入了他们的时间——短暂的、以金钱来计算的时间,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她也有可能犯错误,但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要比那些专家小。
  
  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是我成功获救最重要的环节。
  
  我这样说有个原因,大多数癌症病人,还有他们的亲人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选择权。医生说什么就信什么,结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条错误道路。
  
  要不要让医生锯开我的脑袋?这真是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困难的决定。医生让我“不要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所谓“最佳治疗时机”,就是不能再等那肿瘤滋长哪怕一分一毫,因为它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神经,让我即刻完蛋。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医生的预见。因为我们意外地发现,脑瘤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迅速长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上面写着,我的颅内肿物约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检查的结果是2.5厘米×2.3厘米。
  
  两次检查间隔17天,从2.5厘米到2.2厘米,这变化相当细微,我却近乎偏执地相信它意义重大。
  
  “能不能证明它正在缩小?”我指着那一沓胶片小心地问医生。
  
  “不能!”医生的回答很干脆,看着我的眼神明显表示这是一个外行的问题。他们解释说,核磁共振仪器是依据断层扫描的规则工作,每一断层间隔为0.5毫米。每一次扫描不可能在绝对相同的断层上。由于病灶本身是个不规则的球状体,所以不同的断面完全可能让影像直径出现几毫米的差别。
  
  医生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仪器的技术误差,从科学上讲无懈可击,也让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讳疾忌医。
  
  就在这左右两难的纠结中,我隐约感到其中有些东西被忽视了。
  
  “但是,”我顽固地寻找着问题的焦点,“能不能证明它在过去两周没有长大?”
  
  “应该是没有长大!”医生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我眩晕的大脑忽然更快地运转起来,里面浮现出一个外行的逻辑:如果医生的预言不差——颅内肿瘤属于恶性并将迅速长大,不可逆转,3个月内威胁脑干神经,导致死亡,那么,17天之后的这次跟踪检查应当显示它更大了呀,可现在,它竟“没有长大”!
  
  既然它没有长大,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也就有可能不是恶性肿瘤。
  
  我知道这些不足以推翻医生的诊断,但我看到了希望。或者说,它给了我一点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隐约闪烁的一颗星辰。
  
  我的身体正在发出微弱却清晰的信号。与两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种种不适——头痛、眩晕、视觉模糊、眼球震颤、重影、畏光、失去平衡等与颅内病变相关的症状,并没有更严重。这与最新一次检查结果相吻合。
  
  多日来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已经让我产生一种直觉,也可以说是一种信念:我必须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
  
  为了证明这个想法是出于冷静和理性,而不是讳疾忌医,我同意3周后再做一次检查,以确保对身体变化的最密切的跟踪。妻子坚决地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做出决定:暂时搁置医生的“立即实施颅内肿瘤切除手术”的建议,继续观察3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扫描的结果,当然也包括细致入微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
  
  一天晚上我们得到消息,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大夫来到北京,他知道我已按他的建议完成波谱扫描后,同意为我再做一次会诊。周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脑转移瘤的诊断,在仔细分析了波谱扫描胶片之后,他得出了新结论: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
  
  2007年从夏到秋的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发现我脑瘤的症状减轻了。这一段时间进行的复查表明,颅内病灶正在缓慢地缩小。在如同重生般的体验中,我感觉到,癌症治疗体系有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而我们对癌症的认识也存在致命的偏差。这两个致命加在一起,会让生的希望变得渺茫。
  
  一些医学专家指出,“用药不当”大范围地存在着。其中一位认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另外一位则指出,“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
  
  这些数字令我震惊,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
  
  看来,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医学越发达,越会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会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
  
  2009年春季的一天,我遇到社区卫生站的老护士长。说起我的病,她不禁大惊
  
  :“你现在还活着,真不容易。别人像你这样的,早死好几回了。好好珍惜吧!”
  
  死,是我们的归宿;生,只不过是我们走向死亡的路途。在经历了与死神的对话之后,我对死亡的理解变得达观和通透,我的生命也变得更加丰富和从容。
  
  我想这就是所谓“向死而生”吧!
  
  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
  
  谈及减轻社会弊病,我们也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够了,繁荣和特权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分散开来。可悲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艰难时期,我们认为再分配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繁荣时期,经济增长一般都是有利于少数人,而加剧多数人的相对劣势。
  
  但我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总财富的全面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这个问题在落后社会的发展中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发展对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它不合比例地服务于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的极少数人。
  
  福利被打上了明显的记号。接受公共资助,不管是幼儿抚养费、食品券还是失业救济,都是该隐的记号,是个人失败的标记,证明某人不知怎么就从社会的夹缝中摔下去了。
  
  读过乔治·奥威尔作品的人可以想起来,大萧条时期,英国的穷人只有在当局通过侵犯性的询问,断定他们确实用完了自己的积蓄以后,才能申请贫民救济。20世纪30年代美国也对失业者进行类似的审查。马尔科姆·X在回忆录中提到那些“审查”他家的官员们:“每个月的福利审查是他们的门票。他们的举动,好像他们拥有我们一样。不管我妈妈多么讨厌他们,却没法把他们拒之门外……我们不懂为什么,既然政府愿意给我们一包包的肉、一袋袋的土豆和水果、一罐罐别的东西,妈妈却很痛恨接受这些东西。我后来才明白,母亲是想保留那点可怜的自尊。自尊差不多是我们唯一能够保留的东西了,因为到1934年时,我们真的开始受苦了。”
  
  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中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